[背景链接]
上世纪90年代的“留守一代”今天已长大成人，并成为了“农民工二代”，而他们的子女却仍然继续在农村留守，成为“留守二代”。近年来，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的呼声不断，相关的政策文件不断出台，但是有调查显示，学龄前留守儿童增多，留守年龄越来越小，单亲留守更加普遍，乡村结构基本瓦解，“留守二代”成长环境更令人担忧。
曾经，网上有一个话题，“当年那些留守儿童，后来都怎么样了?”这次媒体的报道，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：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了“农民工二代”，而他们子女中的不少又成了“留守二代”。这一现象的实质是，过去不少人忧虑的留守问题的代际传递，已经真实发生。
[提出观点]
这些年，从各级政府到社会组织、机构，在探索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上，有不少行动和付出。、但就现实而言，这些公共的努力之于留守问题解决的复杂性、根源性，还远远不够。“留守二代”群体的出现，就是一道直观警示。且如报道所呈现的，较之于十几二十年前的“留守一代”，当前“留守二代”所面临的生活环境，更显逼仄。
[综合分析]
一方面，随着城镇化继续推进，乡村人口进一步减少，良性的人口梯度结构已经不复存在，过去以不同年龄结构、文化层次、职业身份所建构的礼俗社会彻底瓦解，乡村社会的自我教化和净化功能更趋式微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留守儿童不光面临亲情的缺失，正常成长所需要的小的社会气候，也产生了变异。我们常用“空心化”来形容一些乡村的凋败，但其给留守儿童成长带来的影响，或许仍被低估。
而在另一方面，乡村社会也在或多或少受到新兴的互联网文化的影响，在缺乏外部指引和节制干预的语境下，一些留守儿童与互联网的碰撞，显示出失序的一面。正如有媒体披露的田野调查显示，一些留守孩子正在被游戏工业所捕获。此前也有春节返乡文不无担忧地提醒：不少农村少年正在被手机游戏“吞没”，不懂“吃鸡”居然会被视作“文盲”。
一端是包含亲情在内的正常成长生活环境出现了真空，一端是任由网游来填满由此留下的“空虚”，这种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失衡和错位，给留守儿童带来的成长性损伤，无需赘言。
针对这一问题，这些年一些地方也开始尝试设立专门的机构，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辅导，以及有针对性地丰富留守儿童的课外生活，增加对他们的陪护。这些措施应该说是必要的，也的确在局部带来了积极影响。但从本质上说，这些行动或仍旧未触及留守问题的根源。这也正是留守问题为何会继续产生代际传递的根本原因所在。
[参考对策]
多思源头之策，在制度安排上作出更大的针对性调整。众所周知，留守现象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带来的社会问题，它是结果性的，而不是原因。譬如城乡二元化发展的鸿沟依然清晰可见，户籍制度的壁垒，城市教育资源的有限开放程度，这些宏大的、制度性的因素，才是塑造留守问题的根源所在。或者通俗言之，在当前的流动社会，若相关的制度安排能够最大限度支持儿女随父母一起流动，留守问题也自然得以解决。
关爱农村留守儿童，政府不能缺位。政府应指导、支持、监督家庭切实履行家庭义务：进一步明确家长作为第一监护人的主体监护责任，对家庭养育缺失、缺位或失范的，要严格追究家长的法律责任;督促外出务工人员妥善安排好留守儿童的学习与生活，在劳务培训中增加相关法制教育内容，帮助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知晓自己抚养教育子女的法定义务;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或创业，尤其对于女性农民工，政府应优先安排她们返乡就业，同时给予困难户更多的补助。
建立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，还需要积极引导和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，提高农村留守儿童指导的针对性和专业性。一方面，应在农村地区设立留守儿童专门援助机构，援助内容包括基本生活援助，如饮食、医疗援助等;心理援助，如积极的心理辅助与疏导等;基本教育援助，如安全、法律教育等;社会交往援助，如开展娱乐、社交活动等。另一方面，应加强专业社工人才的培养力度，尝试把老年社工与儿童社工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，实现统筹化的专业服务机制，使老人有儿童陪伴，儿童有老人关爱，构建起家庭般的温馨与和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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